对外交流应考虑的若干问题

来源：爱游戏网页版登录    发布时间：2024-03-18 02:12:17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事长，博士，研究员；本文由作者根据其8月14日在北京社科书店举行的“《哈佛看中国》贡院学人文化沙龙”上的发言扩充而成。

  从2008年8月开始，我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为期1年的访问学者。在学习研究之余，我直接采访或者邀请他人采访了近50位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些采访后来编成《哈佛看中国》一书，于201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访谈稿件数量较多、规模较大，该书分成了“政治与历史卷”、“经济与社会卷”、“文化与学术卷”三卷出版。

  在后殖民的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这一理论后来被人类学加以借鉴、延用，有学者又和语言学里面的“主位”观察、“客位”观察联系起来思考，来解释不同文化间的互相审视、观察现象。不管这一理论是不是正确，我们权且套用一下。和中国人研究、审视自己的问题相比，哈佛的教授看中国问题，是可以被视为“他者的视角”的。外交家吴建民说过，中国在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中国正处在快速变化、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无疑需要“他山之石”，需要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我们一方面要自主地研究好自己的问题，一方面还需要倾听其他几个国家、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的观点和意见。可以说，《哈佛看中国》作了这方面的尝试，而且是成功的。这个活动、这本书所提倡的“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对方问题”的方式，也应成为今后思想文化交流的有益方式。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消除这一些误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能够正常的看到，在哈佛的不少学者已经换位思考，试着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思考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比较深刻、比较中肯、比较客观、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能够说是真知灼见。

  当然，许多学者的观点并非是不变的。各位明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是“软实力”一词的首创者。2004年，他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中写到，既不看好、也不强调中国的软实力，同美国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微不足道。然而仅一年后，他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奈在《华尔街日报》专文介绍《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被美国人视为“重大国际事务权威观点发源地”的《外交》杂志的编辑部门外交关系协会在其网站上也开辟专门网页，以问答的形式介绍中国的软实力。“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的提升，被称作软实力的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世界许多角落，无论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都不难发现中国的影响”。

  当然，在访谈中也可以碰到个别自命不凡的为中国“支招”的人们，感受到那些精致却平庸的美式学问（当然，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到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不精致却平庸”这个水平），提出的一些观点有镜花水月、隔靴搔痒之感，个别观点有肤浅、片面甚至荒谬的问题。有的人觉得，美国的学术传统不太关心你该不会是平庸，但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有一个经济学家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只要你用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得出的结论是“人渴了就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表你的文章。还有一个，我注意到，许多所谓“中国通”，不管是被我们划分为亲华的，还是的，在中国的诸如民主、人权、自由、社会制度、民族与国家统一等问题上，基本的看法其实是差别不大的。为什么他们给我们的印象这么迥然不同呢？重点是，一些“中国通”出于维系与中国良好关系、与中国政府官员与学者良好关系的考虑，在与中国交往、特别是在与中国政府交往时，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观点。他们通过这一种关系，可以从中国获得研究资料，拿到研究经费，找到在中国讲课、合作、课题研究的各种机会。这些人知道中国人爱听什么，在中国只说好话，说那些中国人听了比较受用的话。即使有批评，也是很用心，很乖巧，点到为止。而他们在美国国内的观点，包括在美国的讲坛上、会议上的言论，则恐怕和我们在国内听到的不一样。还有一个，我也注意到，依然有个别学者，有些甚至充当过美国政府所谓“智库”的学者，还是有“冷战思维”和敌对意识的，有点逢中必疑、逢中必反的味道。

  对待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应当采取自主的、审慎的态度。需要多听多想，有取舍，有鉴别。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调动自己的大脑。关键是，中国的问题还要我们自己去积极地研究、自主地解决。我觉得，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主动出击，积极做好宣传、交流工作。中国在面对世界目光的检视时，当然会有褒扬、也会有批评，甚至有误解、有歪曲。只有积极主动做好宣传工作，只有更加公开透明地展示自己，才能让谣言与误解遁于无形、止于真相。同时，要切实改进宣传、交流工作，注重宣传、交流的效果。我们的对外交流，多数老外感到很隔膜，很生疏，没有和我们交流下去的兴趣。应当采用西方人“惯常”的、更易于明白和接受的方式来进行。老实说，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的。

  在对外交流中，持有什么样的姿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既要有应有的自尊，又要有应有的自省，二者不能偏废。但是，实际却不是这样。

  首先说中国人缺少自尊的问题。我想，谁都能举出一些中国人缺乏自尊、缺乏自信，甚至崇洋、挟洋以自重的例子。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在中国下馆子、住酒店总能享受到特殊待遇。如今，在饭馆和商店里一掷千金购买香槟、名牌服装和豪华轿车的往往是中国人。但这些人却常常发现了自己仍无法享受到和外国人一样的待遇。饭店会将较好的桌位留给外国人，一些商店只准外国顾客进入，在提供服务时也是老外优先。

  在马路上，时常能够正常的看到漂亮的中国年轻女性挽着一个西方“丑八怪”的胳膊。有一个老外在博客里说，他在中国居住的不长时间里，已和众多漂亮的年轻女性有过交往，大讲特讲中国女性是多么主动、多么疯狂。外国人十有八九在中国的生活幸福得很难来想象。他们承认，自己一旦回国，这种生活就不复存在，只会规规矩矩地找一个女朋友，过普通日子。

  一个中国女性嫁给了一个欧洲人，住在北京某公寓。她回家忘了带小区的通行卡，门口保安往往会刁难一番，而她丈夫就从未遇到过这种麻烦。而事实上这个中国人才是房主。

  做同样的工作，外国人的薪水会高出一大截。他们不必理会那些惩罚条例或加班时间，报酬仍然有增无减。如果中国公司想吸引外国专家，必须要提供比中国员工高得多的薪水，有时甚至得超过西方国家的水平。外国人往往习惯于抱怨在中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谁也不否认在这儿的生活要比在自己国家舒服得多。原因是，外国人在中国享有太多的特权了。

  一些老总出差时身边往往带着一名白人随员，“身边带个白人，当地人会高看我们一眼”。尽管随行外国雇员不必开口，其存在却往往会使事情进展更顺利，至少能让氛围变得更友好。当然，这些“白人策略”往往也有缺陷，那就是别人往往将其雇员当成老板，而他在别人眼里只是个翻译。

  一个白人女性在中国某公关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然而她除了参与各种会议，基本上没有任何实际工作可做。开会时她只是安静地坐着，不知道会议议题，甚至对客户一无所知。她在中国之所以拿钱却不用出力，仅仅因为她是白人。那家公司想让公司显得更为“国际化”，通过雇用西方人（特别是白人）来衬托自身，好让公司显得地位很高、运作很成熟。

  不少中国法律都不适用于外国人。在国外开车规规矩矩，到中国就能随意行驶。遇见红灯可以不停车、超速、超车，在禁行区驾驶却不受任何惩罚。即使有哪个“不开眼”的交警没收了驾照，也可以轻易地取回来。中国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而慢慢的变多的外国人也学会了玩弄他们能够享受的特权和“潜规则”了。

  很多中国人口头上挂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才算是世界的。在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我们的衣食住行、耳濡目染，几乎沉浸在美国化的氛围之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对“奥斯卡”金像奖的追捧了。本来是美国国内的一个专业电影奖，俨然成了世界电影最高奖，而“奥斯卡”三个字也成了各类竞赛的世界水平的代名词。大家随时可见“中国的XX”报道(而这XX又几乎都来自欧美)，比如，中国的“纽约”、东方巴黎、中国的“时代广场”、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绿卡”、中国的“硅谷”等。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特别是与欧美国家的人打交道时，缺少自尊和自信。哈佛大学东亚系前主任包弼德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有些中国人，哪怕是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对自己的文化不够了解，对自己的文化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时而表现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不自信，时而又表现得过于自信和狭隘。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历史，感觉不到自己的历史有多么伟大，感觉不到自己的文化有多么好。哈佛大学退休老教授林同奇也感慨，有些中国人一个劲地骂自己的祖宗，把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在世界上很少见。

  另外一方面，和缺乏自信、自尊截然相反的是中国人的“虚荣”、“虚骄”，缺乏应有的自省、自觉意识（有时，这二者会奇妙地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反映出来）。有学者说，某些中国人患上了“民族自尊官能症”，老是盯着外国人的脸色，过分在意他们对中国的议论，捕捉他们的只言片语，听见一句好话就飘飘然。一些人总是过分地夸大了中国的魅力，夸大了中国对其他几个国家的影响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分量。对此，知名学者余秋雨说，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其实，国际间并没多少人痴迷于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

  去年年底，好莱坞大片《2012》在全国上映，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近3个小时的影片讲述的是，地核过热威胁人类，世界领袖们着手在中国境内建造一座方舟，以便日后让人类和动物再度生活在地球上。看完后，给人的感觉是：世界末日来临时，中国将拯救世界。当看到中国军队护送富人和大人物进入方舟时，不少中国观众露出了笑容。很多人对一些据认为“亲中”的场面很有快感，包括中国军官对进入中国的美国难民敬礼、中国率先同意打开方舟接纳更多难民等。当一位美国官员说“只有中国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造出如此规模的方舟”时，中国观众听了，高兴得笑出声来。有的人说，看到中国军官救出平民，作为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让我意识到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世界舞台上受人尊敬的国家。在许多电影院，人们排着长队买票，有的地方一票难求，大家都想看中国拯救世界。有的观众说，世界把我们看作重要盟友的时候到了。但事实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典型商业运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好莱坞把目光放在了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身上。他们认识到，把中国人描绘成穷人或敌人的片子在中国赚不到钱。要赚中国人的钱，就必须先把中国人哄高兴了。

  因此，强调全民族的自我反省意识很重要。更深一步说，需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由前些年故去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多年前提出来的。按照费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具体说，就是明白自己的文化的来龙去脉、特色和发展趋向，从而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获得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此外，应具有世界眼光，能够理解别的民族的文化，增强与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对话、相处的能力。现在，学术界对文化自觉甚为关注。但是对于文化自觉理念的诠释，人们过多地强调其属于“宏大叙事”范畴的层面，重视学理的层面，而轻视了其实践的层面，忽视了其本身就具有的提升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塑造全社会文化精神的内涵。

  在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比较研究中，还有一个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过去，人们将中西文化的不同定位为“时代差异”,今天，人们开始更多从“类型差异”上来认识。应该说，一百多年前，为了冲破保守思想的束缚，以图强自新，人们将中西文化差异定位为“时代差异”，在当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今天，人们应当更看重的是中西文化的“类型差异”。譬如，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倡导“自然合理”，认为凡是符合“自然”也就是事物本来状态的就是合理的。强调尊重自然，因势利导地推动事物的发展。西方近代以来注重“科学合理”，但其发展指向却是按人的意志用科学去改造自然。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当今慢慢的变多西方学者的反思。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是一个命定的、不可违的大趋势，但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不注重自己的传统或文化的独特性和自主性的。我们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不是不讲开放，不是意味着简单地复古或回归“东方”，因为这个时代在推着我们一步一步走，这样一个世界已经把我们笼罩在里面了，我们再也不能闭关自守，而是需要在西方或者其他世界里汲取一些为我所用的东西。鲁迅说过，“取新复古，别立新宗”。也就是说，简单地恢复过去是不可能解决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的。为什么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问题？因为很难复归。倘若有人想象着“复归”，就真的会万劫不复。但是，不能简单地复归，并不等同于没有必要学习传统。当我们传承、学习传统的时候，应针对当代整个支配我们的基本关系，通过对传统的研究和思考，来面对和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现代社会最真实的挑战，抽象地讲传统、讲道统、讲国学、讲民族文化，很容易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此，在以西方为中心、为主导的当代世界中，讨论自主性是有必要的。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没有自主性、没有特点，就没有了自我。当然，反过来说，这个自主性不是孤立的、绝缘的、封闭的，是在通过跟别人的对话、交流中形成的，开放和自主、他者和自我之间必须有一个恰当的关联和平衡。

  最近看楼宇烈的《中国的品格》一书。书中说，近百年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借用西方的思维方法来看待我们的民间传统文化，对民间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正在不断衰减，使得国人在面对文化传统时，缺乏自尊和自信，很多人心中的民间传统文化已失去了本来的面貌。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人对待中医的态度的。有调查显示，六成以上的被访者不赞成取消中医，但同时只有三成人表示看病会首选中医，而真正选中医就医的，则更少之又少。为何有如此反差？这说明，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民间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感情而赞成保留中医的，但缺乏对中医的深入了解，使他们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又对中医缺乏信心。不仅如此，近年来很多人倡导的所谓“中西医结合”，实际结果却是在用西医瓦解中医用西医的观念去理解中医的理论；用西医的检查仪器代替了中医的“望闻问切”；用西药取代中药事实上，就是把西医作为先进的、科学的方法去改造“落后的”、“不科学”的中医。与西方擅长作定量定性分析、务求“精确”不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事物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往往用“模糊”的方法来阐述事物的复杂性。实践证明，有时“模糊”比“精确”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和本质。两种思维方法各有所长，但如今，许多人总是在用西方观念作为衡量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是否“先进”、“科学”的标尺。

  强调自主性，就是要提醒我们注意，认识世界需要有自己的立场和独立判断，不能糊里糊涂地落入别人的圈套。现在，美国老用“国际社会”一词。所谓“国际社会”，这个词是对某些事物或现象带有价值判断的描述，许多情况下是反映美国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诉求，也常被我们借用，于是我们的视角和口气无形中来自别人，无意之中成为别人的传声筒和扩音器。譬如，近来常在报上见到关于国内“民族主义”的报道和评论，一些学者也发出劝告，好像确有其事。客观地说，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应当辩正地、一分为二地去看。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民族主义是“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即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或其他团体利益之上”。民族主义在世界文明史上意义之大是不必多说的。譬如，拜民族主义之赐，欧洲各国才有自己的语言、文学、艺术、文化，很多民族国家才能站立在世界舞台上。但如今，民族主义似乎成为一种纯粹负面的东西。

  记得1989年，东西德要求统一的呼声渐高，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说，要警惕民族主义在德国复活，道出了英国在地理政治学上的隐忧：欧洲大陆一有强大的力量崛起，他们就会本能地皱眉。但他们喜欢把民族主义这顶帽子送给别人，自己从来没有这种毛病。德国人可完全问：撒切尔夫人如此说话，是不是出于狭隘的英国民族主义？还可以深究一步：英国到底有民族主义情绪吗？英国作家奥威尔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一文挺能说明问题。里面写道，英国劳动人民(原文直译是下层阶级）忠君爱国，有狂热的仇外、排外的情绪，做出格的事，说出格的话，毫无顾忌。爱好体育运动的人都知道，英国足球迷喜欢唱“上帝保佑吾王”，这或许是世上最早的国歌，产自民族主义形成的18世纪。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之强，是别国球迷中少见的。他们唱得最多的大概是“统治吧，不列颠！不列颠统治着海洋”。里面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也夹杂民族主义情绪的喧嚣。奇怪的是，英国评论员不会把齐声高唱爱国（或曰帝国）歌曲的球迷称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中如有人使用暴力，那也被定性为“足球流氓”。

  这些年，国外的许多人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就连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跟着嚷嚷。这些人往往对中国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质朴感情、对国家利益的合法关心，进行误解，或故意曲解。中国有没有民族主义，应该是有的。可能会有人排外仇外，拒绝学习或使用外文，只看自己国家的影视和体育节目，拒绝学习国外的长处，嘴上还喊着“中国第一”。但这种人在中国恐怕极少。最近十几年来，由于对外部世界了解增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关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问题，与以往过度的意识形态关注相比，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应当予以鼓励。不能就此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多么强烈，更不能故意曲解。美国有一份很有名的杂志叫《国家利益》，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就是在该刊发表的。谁把在这里不停讨论美国利益的人士称为民族主义者了吗？美国参众两院的政治家们讨论事情首先考虑美国利益；美国学者在美国利益的大背景下判断别国的崛起或衰落，其中暗含的问题总是：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这些人被定名为美国民族主义者了吗？爱默生要同胞立足本土，老罗斯福号召美国人民奋发，准备好牺牲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以让祖国立于强国之巅。有谁说这两位杰出人士是民族主义者了吗？

  但事情到了中国头上，似乎就不一样了。一些海外留学生自发保护奥运火炬并抗议西方媒体的涉藏报道，有外电便称这些年轻人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西方某些人士的双重标准总是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而不断地往别人身上泼污水。无论怎么说，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并维护国家的尊严，不能被任意地曲解为民族主义，爱国的精神是每个国家对公民的基础要求。相反这些年轻人有宽阔的视野、比较的眼光，他们了解中外报道的差别，更想维护新闻报道中的客观公正原则。他们中有的已申请了绿卡，甚至连国籍都不是中国，却被称之为民族主义者。有人说，中国的大学里也有民族主义的氛围。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些年轻人的文化参照体系往往是超越国界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外文不错，可能在为留学作准备，他们穿的T恤衫上或许还印着外文，外套上还可能有一面米字旗或星条旗，或是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字样。这样的年轻人是民族主义者吗？中国的报纸、电视、网络整天在报道世界大事。中国城市街头的报亭，那些漂亮杂志的封面人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白人。在中国的体育频道，英超、NBA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世界杯足球赛没有中国队，中国观众依然看得极其投入。中国人说，我们欣赏的是足球艺术。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百姓，却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

  对于这些乱扣民族主义大帽子的人，咱们不可以轻信，不能上当，更不能附和，不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于西方人的观点，我们要积极听取，认真借鉴，但要有所取舍，有所鉴别。我们不排斥西方的观点，但要清楚的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他们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对于民族主义，我认为，有教授的说法很有意思：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民间的爱国主义。

  这里还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在吸收中国文化精髓后能顺利实现文化转型，而中国近代以来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却总是毁誉参半？西方在吸收外来文化思想时，并没有抛弃其民间传统文化，而是试图设法在自身文化之根中寻找相应源头。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有些人根本拒绝接受外来文化滋养，有些人则主张抛弃自身文化不是用外来文化丰富自己，而是要“改造”民间传统文化的灵魂。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树立我们文化的主体意识。只有这样，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不足、别人文化的长处，才会看得更加清楚，取长补短才能更恰如其分。这里必须要格外注意的一个“时髦”现象是，有些人将民间传统文化作为装饰品，好像只有背《论语》、《三字经》，着汉服、唐装，才算弘扬民间传统文化；或将民间传统文化当做一种时尚，进行商业炒作。更有甚者，以“创新”的名义，在民间传统文化中强行注入流行元素，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上却是对前者的扭曲与消解。必须明确，我们的现代化，一定是具有中国内涵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如果我们能从传统中去寻找那些对今天有实质性建设意义、启发意义、鼓舞意义的东西，而不是买椟还珠，只学得其表象和皮毛，那么，几千年的文化将真正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说到这里，我想起下面这一个故事，对我们也许会有些启迪。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建筑风格成为工程设计人员的一个难题。在西方，传统的教堂建筑有意识地将礼拜堂做得高高大大，前面的神坛显得高耸入云，使信徒们一进教堂就有诚惶诚恐、非常渺小的感觉。而在新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建设一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行使民主权利的殿堂，应该避免这种人为的落差。当时，周恩来同志以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来说明人在海阔天空的大自然怀抱中，非但不感觉自己渺小，反而觉得心旷神怡，悠然自得。设计人员由此得到启迪，将大会堂的天花板与墙体的连接线，设计成圆曲状，如同水天相连，水天一色，浑然一体。人们进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没有渺小和失落的感觉。同理，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要自尊、自信、自主，同时要自省、自律、自觉，要有主见、善学习、会取舍。要以宽阔、平和、冷静的心态审视大千世界，倾听外界的声音，用开放胸襟体验西方文化，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精髓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基因碰撞中，融合出更有创造力和包容力的新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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